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孙雯
*公望村的上午，阳光正好。李杭育坐在客厅的窗边，心情也如这个明媚的初夏。
8个月前，他从杭州良渚搬到富阳*公望村。那个时候，他18万字的最新长篇小说《醒酒屋》刚刚完稿，而今天，这部小说已在最新一期《江南》文学杂志上发表，年9月将出版单行本。
李杭育著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起专注写作，“寻根派”代表作家。以“葛川江系列”小说闻名文坛。著有《故事里有个兔子》《最后一个渔佬儿》《江南旧事》《唱片经典》《公猪案》《醒酒屋》等。（图片为李杭育在富阳家中）
好消息接踵而来，前一个晚上——他在公望村的生活空间与工作室，也终于尘埃落定，这意味着他近年来追着画室奔跑的日子画下句点。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李杭育要在富春江畔生活，照他自己的估算，起码十年以上。
巧合的是，四十年前的年，李杭育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在富阳。他正是由富春江构建起文学世界中的葛川江，从而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
从良渚到*公望村，李杭育那间位于杭州城西的醒酒屋，已经成为过去，但它又在小说《醒酒屋》中，成为永久的存在。
醒酒屋，顾名思义，即小说中的李三在杭州城西租来的一间房子，是他泡吧之后休息的地方。
而李三，就是李杭育，他在李家排行老三。
熟悉李杭育的人，会在李三身上看到现实生活的映照；而不熟悉李杭育的人，则会随着李三的脚步，一扫对这位作家的刻板认知。
《醒酒屋》串起了李三——也就是李杭育生活中的诸多场景：在学校教书、在画室画画、在酒吧喝酒和聊天、在家中（包括醒酒屋）写作和睡觉，在这些不同的场当中，他不断面对自我以及他者，津津有味地呈现出我们所处时代的多重样貌。
教育、婚恋、大学生就业、进城务工年轻人的命运选择……在《醒酒屋》中，李杭育透过酒吧、课堂，以及日常中的诸多小小的窗口，发现问题，并给出解决的方法。
李杭育在良渚文化村琥珀酒吧
《醒酒屋》的好看，首先源于它的真实，当然，这有赖于李杭育在小说中诚实而具有艺术性的表达。
真实为什么有力？追看李杭育日记的人都知道，他会在无事的深夜看电影，尤其喜欢看战争片。他说，很多电影会在一开始的黑屏中打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这就是电影的广告词，它说明人们的欣赏潮流是喜欢真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一个人的虚构能力无论有多好，都无法彻底描摹出真实故事的强大逻辑。”
以战争片为例，“当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一个突发情况，该如何解决？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遵循它的逻辑。”李杭育认为，真实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当然，我们的语言表达也非常重要。”
《醒酒屋》发表之后，李杭育的一位友人写下了很长的“读后感”，其中有一句：“李杭育在这部小说里把自己掏空了。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学生。”
在友人形容的“掏空”中，李杭育个人的生活几乎完全暴露于读者的面前：他与外界的冲突，他与母亲的相处，他的两段婚姻，他两个女儿的成长、求学、婚恋、工作……
身边人如此真实地进入小说，他们是否介意？
李杭育说，大女儿田桑和小女儿薇妮早就习惯了他在日记里真实记录的行为模式，其他人他都是打过招呼的，用了外号或者化名。
年，李杭育和大女儿在*
至于他自己，小说里的那个李三，李杭育在“创作谈”这样写：
要想写得舒舒服服，不别扭，不心虚、气短，我的体会就是要尽量写得诚实。我是这样想，横竖许多人都晓得我一生犯错多多，至今还毛病不少，同时我也晓得许多朋友还偏偏蛮喜欢这样一个我的，那我就索性舒舒服服地把我写成了小说里的李三。不对，不是我把自己写成了李三，是实际上我就是李三，李家的老三。
从这个的家角度去读《醒酒屋》，它又如同李杭育的个人传记，只是跨度集中于过去的8年，基本与他写作上一部长篇小说《公猪案》至今的时间段重合。这8年中，李杭育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一目了然。
一天一记的日记竟然能写成小说，正是“诚实”的写作，成就了李杭育的又一次创新。
“我可能只是做了一个炖猪蹄，别人也许会做出很高档的海鲜，但是，这种做法我经常是领先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李杭育的领先时常让人惊艳。
翻检中国当代文学史，李杭育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他发表于年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主编的“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之《寻根文学》卷（作家出版社，年）中，按作品发表时间为序，《最后一个渔佬儿》排在最前面。
“《最后一个渔佬儿》写于年，发表于年，韩少功的《爸爸爸》发表于年。”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在文学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那些细节仍然留在李杭育的脑海里，他笑着说，“发表的时间摆在这里，你要讲文学史，总不能说韩少功影响了我。”
到了年，李杭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出炉，这部本来被文学界认为可以冲击大奖的作品，在出版的过程中却遭遇波折，最后更换出版社，使之影响力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那年刚满30岁的青年李杭育，有些心灰意冷，此后一段时间，几乎中断了小说写作，但他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把好多年的积蓄全部用来买了唱片，随后写出《唱片经典》——这又是玩出来的“领先”。
《唱片经典》
在不写小说的日子里，李杭育投身于纪录片创作，以及散文随笔的写作。“现在来看，这些文化类题材的写作，有一个好处是让我的文笔适应性更广了，其实也为我后来的改变打下了基础。”他从书架上取来一本开本很小的《江南旧事》，它的产生与我所在的钱江晚报有关。
上世纪90年代末，李杭育在钱江晚报开设专栏，写“江南旧事”，“每篇七八百字，钱江晚报每周五刊登，报纸发出的时候版面上会有一条提示，大意是：同题小专题片晚上将在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播出。”李杭育说，这专栏大概坚持了一年，形式在当时非常新颖。
《江南旧事》
提早十几年进行的“融媒体”尝试，并不是“江南旧事”的终结。钱江晚报刊登一年之后，大公报请杭州的艺术家莫小不为这批作品配上插图，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进行连载，影响力很大。年山东画报社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了《江南旧事》。
这些文章虽小，但能量很大。正因如此，可以做到“黑鱼两吃”——李杭育用一句杭州话来形容这件事，意为一举几得。
李杭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是画家。
他画心中所想，甚至，让自己这些年的生活追逐着位于这座城市不同位置的画室。但他的小说又冷不丁地横空出世——年的《公猪案》与年的《醒酒屋》就是如此，虚构与真实，它们是截然不同的风格，想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李杭育所说的文笔宽阔所致。
画家李杭育
这次采访，我与浙江省作家协会的王英姿同行，她是《醒酒屋》第一批读者中的一员。
采访之前，我们心里都捂着一个疑惑：酒吧中自然有李老师的很多朋友，可是他又如何能与和自己全然不同的人群保持如此深入的互动。
阅读和聊天，就成了我们参悟这个问题的过程。
在《醒酒屋》中，李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常泡“大隐”或“酒球会”的客人比较整齐，年龄一般都在三四十岁，看上去有点身份，混得不错。而常泡“猴吧”“憧憬”“夜太阳”“丑牛”“云吧”之类的客人，年龄、文化、身份都相当混杂，二十岁的也有，六十岁的也有，打工仔也有，小老板也有，教授、作家也不少。
这是李杭育的眼中杭州城西酒吧生态，李三或者说李杭育——自然更喜欢“猴吧”这类三教九流俱全的小酒吧。这里信息量更大，更像一个社会。
通过酒吧中琐碎的细节和谈话，李杭育勾勒出了猴子、小蒙、叶子等人，在这座城市奋进、改变的人生轨迹，每一人都背负一种鲜明的生活。
那些交流有李老师的关怀与尊重——这是英姿与我达成的共识。
其实，这个话题的答案，也在李杭育的“创作谈”里：
李三的世界里除了同学、同事、同行以及和他有共同语言的各类朋友，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的打工男女。在李三眼里，这些背井离乡讨生活的年轻人有时会玩点花招，耍点赖皮，却基本上都是很诚实的，想赚钱的，想泡妞的，想嫁人的，想学点手艺的，想在杭州买房的，凡此种种都是很实在的欲望，被他们情不自禁地表现出来，很世俗，一点也不高大上，却都是欲望的真实流露。一个诚实的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五光十色的。勇气、责任、追求、忍耐，抑或妄想、荒唐、虚荣、狡黠，所有这一切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组合成一股股强大的能量，构成李三眼里的芸芸众生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和路径，或成或败，有得有失……
年到年，正好40年。
40年前，因为国家分配工作，大学毕业的李杭育来到富阳；40年后，他再次回到富阳，将这里作为退休后的安居与创作之地。
如何形容当下的这种状态？李杭育用了一个词：愿打愿挨。
“我愿打愿挨，富阳也愿打愿挨，完全是互相看对眼了。这次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富阳表示欢迎我，我也真的很爱富阳。”
在*公望村住了8个月，李杭育已经非常适应这里的生活。知道他的人叫他“李老师”，不熟悉他的阿太称他“旺旺的爸爸”，旺旺是李杭育到*公望村之后收养的流浪狗，如今已是他的重要家庭成员。
来富阳之前，李杭育也在运作另外的去向，德清洛舍镇的东衡村是他的一个选择。
和他目前所在的*公望村一样，东衡村也有深厚的文化渊源，赵孟夫妇就归葬于此。年，东衡村建造了美术馆，还设立东衡艺术家村，李杭育是首任“村长”，在村里有一间工作室。
但是，李杭育并没有把自己安顿在德清。
“我算来算去，在德清我最多5个朋友；在富阳，我个朋友都不止。”他说这是最重要的情感原因。
青年李杭育 年
富阳与德清不同。李杭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富春江畔的大源中学当老师，这所江边山坳间的中学，也曾是作家麦家就读过的学校。
这是一次他并不中意的分配，幸运的是，李杭育遇到了自己的贵人蒋增福先生。几个月后，他被调到了蒋增福麾下的富阳广播站。
“在广播站，我白天编辑富阳新闻，晚上就读清朝光绪年间刻印的富阳县志，去了解这里的山川、人物、物产……我不光是迅速了解富阳，而是能在脑海中想象出古今富阳的样貌。”李杭育当时对富阳的了解，不是单纯熟谙于这片土地的一切，或者对它的人文方面如数家珍，而是进入了那种氛围，“那种烟火气，对我写小说来讲，是最在乎的。”
在富阳广播站做编辑的年，李杭育写出了“葛川江小说”的最初三篇，其中的一篇《沙灶遗风》获得了该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一篇《最后一个渔佬儿》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也就是说，年1月就开始发表小说的李杭育，在这段时间，真正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因此，谈起“寻根文学”之根，李杭育说，它起始于蒋公领导下的富阳广播站。
翻开一本年7月出版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篇小说，有四篇文末标注写于富阳。
王蒙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葛川江的魅力》。在王蒙眼中，李杭育的这些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她便是葛川江”，她令人耳目一新，她是古老的、暴烈的，又是富有应变能力、不断涌现新事物的。
“我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基本上都是写富阳，很少的一部分是写湖州。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也是写富阳，小说中的柳叶沙，就是离*公望村不远的东洲岛，我在这个岛上睡了两个晚上，就开始酝酿这个小说。”
《流浪的土地》也与蒋增福相关。李杭育记得，当时的广播站只有一两个记者，大多数稿件来自各乡镇的业余通讯员。为了提高通讯员的写稿水平，广播站每年都会派出人员下乡辅导他们，这一年，其他同事下乡，李杭育被留下编辑每天十五分钟的新闻节目。
一个月后，同事们返回了广播站。蒋增福决定犒劳犒劳李杭育——“不是请吃饭，而是带我下乡体验生活。”这趟体验的最后一站，就是东洲岛，他们在当时俗称“大沙”的五丰村住了两晚，那些所见与听闻，成了《流浪的土地》的雏形。
李杭育也时常写写书法
七八年前，已经八十多岁的蒋增福，又带着李杭育跑遍了富阳。
“这些年，我不是到处追着画室走嘛，他就想在富阳帮我找一处画室。”想起当时的情形，李杭育说，自己都不好意思，“他已经上了80岁，带着我几乎跑了很多地方，*公望村也曾来过。但当时看的民居不大合适的做画室，又没找到那种可以改造的废弃厂房。”
这一次，李杭育回到富阳，也了了蒋增福多年的心愿。
只是，今年4月，这位为富阳文化推广奔走了一辈子的89岁老人，突然逝世。3月的时候，他还请李杭育一起吃饭，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与从未改变的笑容。
前几天，李杭育写了一篇悼念蒋增福的文章《蒋公的笑容》，他说，其中仅仅写了他与蒋增福交往几个片段，更多他们之间的故事，他会慢慢写出。
李杭育决心到富阳生活，是一年之前的事。
它的发端，是再往前的年9月。当时，富阳籍年轻导演顾晓刚携电影《春江水暖》归乡，富阳的乡贤以及与这片水土结缘过的文化名人为此而聚，一共二十余人，李杭育自然也在其中。
在李杭育看来，《春江水暖》很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演员是业余的，讲的话也是富阳话，但是，影片中有他常说的那种烟火气。那天的研讨会，说着说着，也引发了一些题外话，包括大家在席间说起“欢迎李老师重新回富阳”。当时，李杭育已经在良渚和瓶窑交界有了一间画室，那么，这个话题就非常突然，他当时也没有给出任何决断。
这场研讨会之后，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到了年春末夏初，在一次与富阳友人的饭局上，李杭育说，自己决定要来富阳。各方开始运作，一年时间，终于尘埃落定。自然，他《醒酒屋》之后的故事，也开启了新的篇章。
和外孙、大外孙女年
在小说中，李三在课堂上回答学生们关于毕业是回到家乡小城还是留在大城市的提问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小时候生活在杭州的九溪，钱塘江边，大学毕业后我去富阳工作，在富春江边。这是同一条江，让我很快就接地气了。
在写于年的《葛川江上人家》中，李杭育这样写让自己接地气的那条江：
春天，清冷的江水夹在两岸青山之间，汩汩流去。上面飘散五色花瓣，绕着五百里葛川大岭，逶迤如画。沿江两岸间或也有片平坦的沙洲，几丛秃柳生根在砂砾堆里，竟也年年发芽生叶。这时节一江春水满汪汪的，跑船是再好不过了。每年一过端阳，江上便有人家三三两两地扯起新帆，背起纤板，唱起船歌……
李杭育在富春江边 年春
今天的富阳，与四十年前相比，当然变化巨大。
“但是，这里的言语没有变，大家还在讲富阳话，虽然我不会讲，但是我几乎每一句都听得懂。”走在“富春山居图”里，李杭育说，不久的将来，他也会画一幅“新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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